裘云庆率领的中国专家组在意大利工作。浙大一院供图
| 战 疫 关 键 词 |
截至2020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已波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当月在安理会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发言中指出，中方已向包括安理会议程上所有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提供不同形式的抗疫支持，包括援助医疗物资、分享防控经验、派出专家团队、协助商业采购等。“只要疫情没有消除，中方的支持就不会停止。”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柳青
截至4月22日，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87327例，累计死亡病例25085例。意大利累计确诊人数位列欧洲第二，全球第三。
中国专家组是首批抵达意大利的国际援助者。
“我们去的时候，一天（确诊）5000多例。我说就像地板要拖干净，最重要的是关好水龙头，那要想控制住疫情就要早筛查，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4月中旬，结束援意任务回国，仍在隔离中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常务副院长裘云庆回忆起“亚平宁抗疫”之旅时，颇有感慨。
今年2月底至3月初，随着国内疫情趋缓，抗疫“下半场”移至海外。公开数据显示，从2月27日向伊朗派出首支医疗专家组以来，中国已累计向十多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
3月18日，裘云庆带领第二批中国赴意大利医疗专家组抵达亚平宁半岛。两周的行程中，他们两赴伦巴第大区疫情最严重的贝加莫市，向当地医院捐赠防护物资，介绍中国防控经验，并为在意华人华侨、留学生、中资机构等提供防控科普知识等帮助。
在此次疫情中，裘云庆成为“打满全场”的传染病专家——1月19日，浙大一院收治了第一例输入性疑似病例；1月22日，受国家卫健委委派，他紧急赶赴山东指导、督查当地抗疫；3月中旬，他又主动报名，带队前往意大利支援抗疫。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专访时，裘云庆再次提出建立“平战结合”的高水平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救治体系的建议。他说，“平战结合病房平时收治一般病人，新的传染病来了，马上能够把病房腾出来接收传染病。建设这样一个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救治体系非常必要，我们一定要重视，要加强。”
5个小时“咨询会”意方很希望知道中国经验
记者：3月中旬意大利的疫情还相当严重，您为什么主动报名去支援呢？
裘云庆：
主要是因为我是传染病防治专家，也是医院管理者，对传染病相对比较熟悉。2018年，我曾向国家和省里（浙江）都提过，需要注意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应急体系建设。我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参加新冠肺炎救治、讨论、管理等等，所以我想我是比较合适的。
记者：我看到相关报道，专家组抵达第二天就到伦巴第大区政府，为意方开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面对面“深度咨询会”。怎么讨论了这么长时间？
裘云庆：
我们去的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他们的医生对我们中国快速把疫情控制下来觉得不可思议，很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把它控制下来的，所以大家讨论得比较激烈。
当地很多居民防护意识不强，要他们戴口罩好像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意大利不断地通过媒体给他们讲，如要外出，必须戴好口罩。到后来他们学了中国戴口罩这件事情，大多数人也慢慢地戴了。
关上疫情“水龙头”新冠肺炎要做到“四早”
记者：当时专家组主要给意大利方面介绍了哪些经验？
裘云庆：
我们去的时候，意大利一天增加5000多例确诊病例。我跟他们举例子，就像拖地板，水龙头没关好怎么拖干净？最重要的是关水龙头。
他们就问我怎么关？我说就是“四早”，早筛查、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当时我发现，他们的隔离和治疗都做得不是很好，有一位医生说他妻子已诊断为新冠肺炎居家隔离，但他回家还是住一起，第二天又去上班。而在国内，这种情况都是要隔离的。当地检测的能力也不足，大部分人得不到检测，医院的收治能力也有限，很多人出现症状之后都只能在家治疗。
更可怕的是，院内感染防控做得不够，医务人员被感染的不少。病房并没有按照传染病病房的要求隔离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医生通道和病人通道没有分开，办公室跟病房门是敞开的，医务人员没戴口罩，防护服也没穿。
在治疗方面，我们去的时候带了《新冠肺炎防治手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临床经验》，还没来得及翻译成意大利文，带了英文版，提供给他们。包括用什么药抗病毒治疗，用不用激素，呼吸机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插管，怎么样使用ECMO。他们看了之后，觉得我们做得很细致，考虑很周密。
记者：意大利的医疗水平到底如何？
裘云庆：
其实他们医疗水平挺高，但是因为病人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我们看了一个病区，住了四十几个人，只有15个护士。重症病人很多，工作量太大，医疗防护资源又很紧张，很多工作没有做细致。
高发病率高病死率 决定“群体免疫”不合适
记者：意大利一度是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病死率曾经高达8%左右。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意大利的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裘云庆：
这是经常有人问的问题。意大利的老龄化肯定比我们高，相对来说病死率要高一点。
我觉得意大利死亡率高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病人没有得到检测，“分母”变小了，所以病死率高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们的轻症病人不住院，是在家隔离治疗。有的时候，这个病进展很快，现在也没有特效药，家里又没有相应的医疗设备，等到要住院时，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记者：欧洲一些国家采取“群体免疫”的策略，您对此怎么看？
裘云庆：
我肯定不同意用所谓“群体免疫”方式防控疫情。我们搞传染病的都知道，群体免疫，也叫做自然免疫。无症状感染者，我们过去叫做隐性感染者，就是感染了不发病。要是隐性感染率很高，传染病表现为散发。比如说乙脑，100个人感染了，但是只有几个人发病，就不会暴发。新冠肺炎为什么流行？因为这病显性感染多，就是100个人感染了，可能会有90个人发病，表现为暴发。全世界现在是暴发的态势，也就说明，这个病是显性感染多，隐性感染少，该病的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用群体免疫就很不合适。
应对新发传染病 应建立“平战结合”医院
记者：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您觉得对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需要具备哪些思路和措施？
裘云庆：
其实从全世界来看，基本上两年左右就会来一次对人类很有威胁的传染病，比如埃博拉、H7N9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等，也都死了很多人。所以在2018年我提出来，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很多传染病可能最开始不是发生在中国，但是要传到中国来可能就措手不及，所以国家应该储备好防控和救治这些传染病的人员、药物和防控网络。其次是要主动出去，到国外看看这个病应该怎么防治。
我觉得对于新发、突发的重大传染病，国家应该建一些“平战结合”的医院——平常病房是治疗一般病人的，要是传染病来了，马上能够进入战时状态，把病房腾出来接收传染病。实际上这次疫情中，武汉也好，意大利也好，很多病房都不符合传染病病房的要求。
SARS之后，我觉得对传染病防控，总的来说还不够重视。我认为，要成立“平战结合”的新发突发传染病领导小组、应急小组和专家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评估历年和下一年度传染病疫情，制订应急防控制度和措施并进行演练。完善网络直报系统，加强监督检查，杜绝重大或新发传染病的缓报、漏报、瞒报或不公开现象。
传染病风险太大 担心报考的学生会更少
记者：浙大一院传染病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您认为，经历此疫之后，会有更多的学子报考传染病专业吗？
裘云庆：
其实我担心报考传染病的学生会更少，因为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来，传染病风险太大了。
在我们医院，传染病是很受重视的科室，实力非常强，投入非常大，但是比起其他很多科室，传染病科室对于学生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
我刚刚开始搞传染病的时候，一个月补贴6块钱，那时候我每个月工资才40块多一点，所以补贴是很高的。但是现在搞传染病，待遇方面、条件方面并不是很好，在基层医院传染科医生流失也很多。
记者：此次中国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不同形式的抗疫支持，包括分享防控经验、派出专家团队等等。您认为这对推动全球抗疫起了哪些作用？
裘云庆：
我们为什么能去国外支援抗疫？因为我们疫情发生比他们早，又很快控制下来了，所以他们相信我们，欢迎我们。这次去了之后，我感觉到我们国家强大了，医疗方面和国外相比，差距在不断缩小。在科研方面，我觉得我们有的方面比他们做得更好，很多新的成果我们都率先做出来了。
